沒有什麼話是心照不宣的，尤其是愛

Six Shooters, Indian Creek

秋天到了，Dave和我像往常一樣來到猶他州東南部的旅遊小鎮Moab，拜訪好友John，並進出Indian Creek攀岩。

10月9日週一在John的飯廳工作到頗晚，覺得該休息了，明早還得進Indian Creek呢。走進停在車道上的Magic，卻見Dave神情凝重。「怎麼了？」我問。「Hayden Kennedy死了。」我冒出一個F字，「不是真的吧？」立即從口袋拿出手機開始在網上狂搜資料。

網上的消息不多，只見到幾個Hayden Kennedy的朋友在臉書或是Instagram貼出照片和影片，但搭配的文字和表情都很不妙。唯一能捕捉到的蛛絲馬跡是蒙大拿州、越野滑雪、雪崩、哭泣、永遠愛你。Kennedy和女友似乎觸動雪崩，一個半埋，一個全埋。我以為Kennedy是全埋的那一個。

「Fuck、Fuck、Fuck。」我恨恨地說著。Kennedy二十七歲，但在攀登上有卓越的成就，出身於攀登世家，父親Michael Kennedy曾擁有《Climbing》雜誌，也是《Alpinist》多年的主編。Kennedy很低調，沒有社群帳號，發表在媒體上的文章，兼具感性和洞見，幾乎不符合他年齡的成熟。也許和父親以及父親友人的潛移默化有關吧，他看得多了，體會與詮釋也與他人不同。這是攀登界的重大損失。那晚我輾轉難眠。

兩天在Indian Creek攀岩沒有訊號，週四休息不攀岩，就近到南方的Monticello的圖書館上網工作。「Hayden Kennedy是自殺死的。」我從手機裡看到這個消息。趕緊上網翻閱新聞，原來被全埋的是他的女友Inge Perkins。根據Gallatin National Forest Avalanche Center的報告，兩人都帶著越野滑雪該帶的訊號器、探雪棒、和鏟子（avalanche beacon、probe、snow shovel），Kennedy被半埋後能自行脫困，把訊號器轉為搜尋模式，但卻毫無回應。Inge的訊號器放在背包裡並沒有打開。盲目挖掘好久之後，他離開事故現場。寫下詳細的報告最後讓搜尋人員找到Inge的遺體，但根據他父親發出的公開聲明，「他承受不了失去生命夥伴的痛苦」，自殺了，「我們尊重他的決定。」

攀登與戶外的所有媒體都很輕柔的報導這個消息，寫出事實但不特別強調或用任何帶有情緒性的字眼寫Kennedy的自殺。對我而言，這是回應Kennedy父母的公開聲明，他們「尊重」孩子的決定，這句話包含多大的愛，我們怎麼忍心再用旁觀人的道德觀呵責他們的兒子。

但其實我根本就傻了，不知道該怎麼想，如果類似的事情發生在我和Dave身上，我會不會做出類似的事情？我沒有答案。更何況，除了失去伴侶的痛苦，萬尋不著的焦心，Kennedy可能還有深深的內疚，為什麼開始時沒有互相檢查兩人的探測器？為什麼不多分析雪況？為什麼？套句Dave的話，這就好像他垂降後拉繩時扯下大石砸死同伴，是的，時也命也，但怎麼可能不內疚？

我和Dave一整天在圖書館待到關門的七點鐘，回到Magic，開回Indian Creek的營地，煮晚餐時，他說有話要跟我說，果不其然，他是要談這件事，他想得跟我一樣。我說，「我從來沒有明白跟你說，但如果在山裡我喪命了，請你活下去，」他輕輕回說，「妳也是。」我們莫不作聲了好一會兒，我笑說，「你活下來，至少可以幫我寫個傳什麼的。」

以往的我常嘲笑Dave，如果我與他人搭檔或是獨攀，他總拿望遠鏡緊張地觀看，盤算各種出錯的可能。他不想用愛綁架我，也鼓勵我在攀登上更進一步，但對於攀登風險過份清楚的他，又難以不擔心。直到這次風河山野區的穿越旅行，我才有更深的體會，在許多技術性不高的路段，因為效率也因為安全兩人都solo，我對他說「看你solo比自己solo還可怕，就算是超級簡單你絕對不會fall的路段也一樣。」他輕輕地說，「我也是。」

沒有什麼話是心照不宣的，尤其是愛。要大聲講出來。

後記：

1. 引用Kennedy死前不久剛發表在Evening Sends網站上的The Day I Sent系列《The Day We Sent Logical Progression》裡的話

「I see both light and dark in climbing. Through this recognition, true learning begins and a full awareness of the brevity of our time becomes clearer. It’s difficult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control everything in life, yet we still try, and maybe our path changes to something totally unexpected.」

（快譯：從攀登我看到光和闇。有這樣的認識，真正的學習開始，也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個人存在的短暫。很難接受人們無法掌控生命中的所有事物，但我們依舊嘗試，或許走出完全預期之外的生命之路。）
「Climbing can be an incredible catalyst for our growth. But I am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there’s a certain danger in making climbing the singular focus of your life because it can actually limit the opportunity for growth and reflection if you don’t stop, pause, breathe, and reflect.」

（快譯：攀登能是促進成長的驚人催化劑。但我開始意識到，只專注在攀登上是很危險的，如果不停止、暫歇、呼吸與反思，會限制成長與反省的機會。）

2. 回到Moab，和John談起這件事，他說Inge是他大學朋友的女兒（Inge今年23歲）。他一說，我猛地想起來，他以前曾經談過和一個女孩兒攀岩，被這女孩兒的運動能力大為驚艷的故事。他搖搖頭，「這女孩兒可以說打從娘胎就開始滑雪，父親也曾經與雪崩擦身而過」，接著，他輕輕喟歎，「不是Hayden的錯。」

曾經看過Evening Sends的主持人Andrew Bisharat在Ueli Steck死後寫的文章《Fear and Judgment in Risk and Death, Thoughts about what happens when climbers die》，裡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sense of senseless death—and really, aren’t all climbing-related deaths “senseless” in hindsight?—what we’re “allowed” to say publicly is often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tell ourselves privately or whisper in confidence to those whom we trust.」

（快譯：當嘗試理出不該發生的死亡的脈絡──但，哪一個攀登相關的意外事後看來都是不該發生的──我們能在人前講的話，經常都與私下的自語或與低聲告訴信任的聽者的版本不同。）